隆美尔被希特勒处决时，他单独把15岁的儿子叫到身边，对他说：“我将在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内离世，希特勒指责我叛国，如果我承认，我的罪行将被严格保密。你和你妈妈将能够获得陆军元帅的全部抚恤金。为了你们，我必须饮下毒药。你要照顾好你的妈妈，继续活下去。”
一个人被逼到绝路时，最先想到的往往不是自己，而是家里人。1944年10月14日，隆美尔在德国赫尔林根的家中等来的，不是新的任命，也不是前线战报，而是一场早已安排好的死亡。那天到他家里的，是希特勒总部派来的两名将领。
表面上，他们带来的是“谈话”和“选择”，实际上只有一条路：隆美尔必须从公开受审和秘密自杀之间挑一个。对一名陆军元帅来说，这种安排比枪声更冷。
隆美尔心里很清楚，所谓受审不会有真正的辩解机会。纳粹德国的“人民法院”已经成了清算工具，只要被扣上叛国罪，结局几乎不用猜。
更要命的是，如果他被公开定罪，妻子露西和儿子曼弗雷德也可能被牵连。曼弗雷德后来回忆，父亲告诉他，希特勒指控自己叛国；如果接受服毒，事情会被压下去，家人还能保住名誉和抚恤。
几句话说完，一个孩子忽然就被推到了成年人的黑暗里。这不是战场上的阵亡，也不是普通病逝，隆美尔死于氰化物中毒，随后，纳粹当局对外宣布，他是因7月在法国前线受伤后病情恶化而死。
事情要从1944年夏天说起。7月17日，隆美尔在法国诺曼底附近乘车视察时遭盟军飞机攻击，车子失控，他头部和身体多处受伤，被送回德国休养。仅仅三天后，7月20日，施陶芬贝格等人发动刺杀希特勒行动，结果失败。
刺杀失败后，德国国内迅速进入清洗状态。大批军官、官员和相关人员被审讯、处决。隆美尔虽然正在养伤，却因为同一些反希特勒军官有过接触，被卷入怀疑之中。到这一步，事实已经不再由证据决定，而由希特勒的猜忌决定。
隆美尔到底参与了多少，后世讨论很多。比较稳妥地说，他对战争前途早已失望，也认为德国继续打下去只会造成更大伤亡。
他曾希望寻找停战出路，但是否直接参加刺杀计划，并没有简单清楚的定论。这也正是希特勒棘手的地方。
隆美尔不是无名军官，他在法国战役和北非战场上早已成名，被宣传机器塑造成“沙漠之狐”。这样一个人在军队和民众中都有影响力，如果公开绞死，等于承认德军高层已经出现严重裂痕。
所以，纳粹政权选了更阴沉的办法：让他自己服毒，再对外宣布“英雄病逝”。这样既能除掉人，又能保住宣传上的体面。
隆美尔生前被当成战场招牌，死后又被拿来遮掩权力斗争的丑陋。他年轻时进入军队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突出，靠大胆、灵活和贴近前线的指挥方式受到注意。
一战后，他长期在军中任职，也做过教学工作。他不是靠贵族身份起家的将领，而是靠实战经验和战术能力一步步上升。
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希特勒看中了他的进攻风格，也看中了他适合被宣传的形象。1940年法国战役中，隆美尔指挥第七装甲师快速推进，让盟军措手不及。
1941年，他被派往北非，在沙漠中同英军周旋，机动作战十分出名。可名气越大，他和纳粹高层之间的矛盾也越不容易掩盖。
北非失败以后，战争形势越来越不利。到1944年，盟军在诺曼底登陆，德国东西两线承压，隆美尔对继续抵抗已经没有多少信心。
他看到的不是胜利，而是越来越多的士兵被送进没有希望的战场。这里不能把隆美尔写成没有责任的完人。
他是纳粹德国军队高级将领，参与了侵略战争，这是无法抹去的历史背景。但他的最后遭遇也说明，在希特勒的统治机器里，即使是被捧上高位的人，也随时可能被怀疑、被抛弃。
10月14日那天下午，隆美尔换上军服，带着元帅权杖离开家。汽车驶出赫尔林根后不久，他服下毒药。
消息传回家中时，妻子和儿子已经明白，所谓选择只是为了让死亡看起来不那么难堪。四天后，也就是1944年10月18日，纳粹德国在乌尔姆为隆美尔举行国葬。
他的人生没有停在那个下午，但那个下午一定改变了他。父亲临终前说的“照顾好母亲”，不是一句英雄台词，而是一个父亲在最后几分钟里能留下的最现实的托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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